另一方面，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弱势群体权利保障和社会权方面均有规定，比如宪法关于弱势群体的物质帮助权以及对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保障，与宪法第14条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类似于德国社会国原则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特殊群体的社会基本权之救济。
针对这种情势，学者曾提出如下几种解释方案。这些答案可以划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理念性价值[17]，另一类是存在性事实[18]。
对此，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3]Gang Liu,Moderne politische Reprasentation und die Stellung der Parteien,Duncker＆Humblot 2013.S.17-20. [4]Hasso Hofmann, Reprasentation,Duncker＆Humblot 2003,S.16. [5]采取这条路径的研究参见Gerhard Leibholz,Das Wesen der Reprasentation und der Gesaltwandel der Demokratie im 20. Jahrhundert,2.Aufl.,de Gruyter 1960,S.26ff.;Hanna 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8ff。此时，虽然李四使用代表这个词语，但李四的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代表行为，因为张三是可以亲自在场的。这绝非自相矛盾的做法，而是明智的自保措施。夏勇教授曾区分革命宪法改革宪法与宪政宪法，[23]并把当下的宪法状态称之为改革宪法。
虽然人民的意志并无明确的内容，但也绝非虚无缥缈。[19]例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38条第1款规定：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由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产生。但在防止国家对社会进行不必要干预的同时，还要避免表面上的利益平衡掩盖实质上的不平衡。
首先需要考虑被告拒绝聘用原告是否具有非正义动机。与此不同，私人是基本权利的主体，享有不平等对待他人的自由，私人行使这一自由不需要宪法上的正当理由（即使这一不平等对待完全是根据个人的偏好），因为这一自由本身就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价值。但在判断是否构成歧视时，我们必须首先分析行为主体的性质。而在此案涉及的就业歧视问题上，除了立法本身在平衡利益冲突方面的局限性，立法对平等就业权的保护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滞后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二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因此，在讨论国家介入的必要性时要注意一个原则，即契约平衡原则上优先于国家平衡。
综合起来判断，被告的行为对原告的基本权利损害强度较大。例如：某一基督教社团只吸收信仰基督教的成员并不会损害信仰其他宗教或不信教公民的平等权，因为不以信仰为标准划分会损害所有社团成员的根本利益，结社的初衷将无法实现。比如若以种族为标准将人进行划分对平等权的损害强度就非常大，因为种族与我国宪法特别强调的民族特征极其接近。笔者认为，既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赔礼道歉与赔偿损失等均为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具体方式，二者既可以单独适用，又可合并适用，那么法律依据不足的理由似乎并不成立。
1.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来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 除了我国宪法文本单独列出的民族、信仰和性别这三个特征，我们还可以根据很多标准将人进行划分，比如根据身高、相貌、学历、出身等。在此涉及举证责任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遭受不平等对待群体的人数越少，群体就越处于弱势地位，对划分标准（特征）越敏感，一旦以该特征为标准做出不平等对待，对人的尊严伤害极大。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释字第727号之大法官罗昌发《协同意见书》、陈新民《不同意见书》(2015年2月6日)。例如，行政机关对廉租房和福利房的收回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契约行为。
前项情形，行政契约当事人之一方为人民时，行政机关为维护公益，得于补偿相对人之损失后，命其继续履行原约定之义务。即法律法规的创设目的，赋予了合同身份的识别。
[30]租地契约是典型的国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不以公权力优越地位所签订的契约，是代表国库与人民进行民事行为，其约，属于民事契约。平等或优益权，并不是行政协议的核心问题。[39]霍进城：《政府招商引资合同性质属于民事还是行政》，载2015年2月4日《中国商报》第F03版。双方当事人都是行政主体的合同可能是私法合同。[43] 德国和法国的学说、判例对行政合同成立的解析，可以适用于我国征收征用补偿合同以及各种PPP项目中的合同属性辨认。在另一方面，行政合同缔约相对人也享有变更权。
行政协议划分的标准，不宜纠结于臆断的合同平等性问题，而是要以契约合意性为标准前提，凡具备三公要素之一的，就可断定为属于行政协议。[45] 2015年伊始，我国PPP项目建设蔚然成风。
凡是存在以政府强制手段促成合同的地方，就意味着公权力发生了作用。法国行政机关享有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变更协议标的权、单方解除权、制裁权等行政优益权，[9]并非意味着行政专断。
[35]可见，台湾行政法理论否认了单纯以行政或者公法目的，作为判断行政契约的标准。[7] 无论是行政协议(行政合同)的司法审查还是理论争辩和探讨，牵扯和辐射到的法律问题都极其之广和极度复杂。
从正面看，行政合同的判断只能采取多元的综合标准，这一标准是肯定性的，但是只能一案一议地适用。(3)约定内容涉及人民公法上的权益或义务。[33]相反，各林区管理机关与人民签订的国有林地租地契约，被认为具有公法性质，依行政诉讼救济。[31]除了民间资本投资的国民住宅之外，凡经主管机关核准出售、出租或贷款自建，并已由该机关代表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与承购人、承租人或贷款人分别订立的买卖、租赁或借贷契约中，并未发生公权力的行使，亦未产生公法法律关系。
如果行政主体错误理解和使用了合同优益权，就可能对自己的缔约决策风险具有了无限的免责权。如果契约履行内容属于中性的，应就契约整体目的及履约内容、目的来判断。
相反，他们认为行政目的或者行政任务可以通过私法形式和途径实现。[48] 在我国台湾地区，具备丰富经验的法官们认为，在现代社会，行政事务日趋繁复、高度抽象化和多样性，致使难以判断何谓公权力行政，何谓私经济行政，何种行政事务属于公法事件或者属于私法事件。
笔者认为，应妥当处理单方行政行为与合同行为之间的选择和尊重关系，维持合同自治，尊重契约合意，合意原则优先于依法行政原则。[51]但是，也有法官认为，英美契约法并无所谓公法契约及私法契约之分，无论公私法契约，一体适用相同原则，相同之理论，数百年来并无窒碍难行之处。
行政主体在缔约或履约时，不能以国家权力者的事实身份进入合同关系，契约相对人必须有议价能力和可供选择的外部环境。长春市中级法院[2003]长行初字第10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公务标准替代公权力标准，实际上消弭了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界限。中国正在兴起的公私合作行政中，逐渐使用了政府合同概念。
某项法律关系如果不能采用单方行政行为进行处理的话，通常也不会产生替代性的行政方式协议。广义上，凡是涉及公共权力、公共任务和公共财物之其中一项要素的行政行为，都视为公务。
行政合同既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不是民主政治转型和给付行政(福利行政)兴起的产物。鉴于公法与私法、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区分的艰难，笔者主张：从长远上看，应借鉴政府合同术语和理论，将具有公权力因素(公共权力、公共任务、公共财物)的政府合同悉数纳入行政诉讼救济渠道。
随着中国行政法学和法治的发展，行政审判庭及其法官已经具备了审查复杂合同的能力。征收征用行为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行政管理行为，被征收征用者一般都有法定的履行义务，在合同上的体现就是：当征收征用者发出缔约的要约时，被征收征用者应当予以承诺，其缔约的合意自由受到限制。
